活在广州--了解广州历史（一）（节选：广州市志之文物志）

醉猫

　　概　　述
　　广州，自秦汉以来一直是我国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又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漫长的岁月中，遗留下来的文物史迹相当丰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
　　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从事捕鱼、农业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广州地区的原始文化。在城郊的飞鹅岭、新市葵涌和番禺、从化等地发现的这时期的遗址，出土有双肩石斧、有段石锛、石箭镞、石网坠等石器和几何印纹陶器，在纹饰中有与中原青铜器相类似的花纹，表明了当时岭南边陲与发达的中原地区文化早有一定的联系。
　　广州建城已有2000多年历史，有出土文物与史籍印证。据《史记》等史籍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任嚣、闿佗率军南下，于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分岭南地为南海等三郡，南海郡治番禺，即《史记》、《汉书》所称的番禺城。秦亡，闿佗据岭南地，建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城。在东郊螺岗秦墓出土（秦始皇）“十四年属邦”铜戈；西村石头岗1号秦墓发现有“蕃禺”烙印的漆盒；中山四路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上层压有南越国宫署走道及御苑遗址，出土“万岁”瓦当和印花大方砖等；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刻有“蕃禺”、“蕃”铭文的铜鼎等器；还有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发现南越国宫苑遗址石构建筑，石板上有岭南地区最早的“蕃”字等秦隶石刻文字。这些有关番禺城、南越国遗迹、遗物的发现，成了广州建城历史的物证。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为交、广二州，合浦以北属广州，辖南海、苍梧、郁南、合浦四郡，州治番禺，广州之名即由此而来。西晋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战事频仍，中原人民大批避乱南迁，广州僻处岭南，相对安定。广州晋墓的墓砖发现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铭文，可认为是当时晋人对广州情势的描述。宋代，广州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建设发展时期。庆历五年（1045），广州知州魏瓘在南汉宫城范围修子城（又称中城），“环五里”，“雉堞三百”。熙宁元年（1068），广州知州张田在子城东建东城，“环七里”。同年七月，吕居简、王靖烧砖改建东城和子城，这是广州见诸史志记载的最早砖城。熙宁六年（1073），广州经略使程师孟为保护外商聚居地，又在子城之西筑西城，“周十三里”，后称此三城为宋代三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广州经略使陈岘于城南增建雁翅城，并浚城濠，东西置闸。本世纪30年代以来，宋城的遗迹、遗物屡有发现。民国年间广州拆城开马路时，发现不少有南宋年号戳记的城砖。在越华路西段发现的北宋子城的西城墙基，出土印有“水军广州修城砖”等戳记的城砖；增城宁西镇斯庄发现印有“水军修城砖”戳记的城砖和宋代烧制城砖的砖窑群，这些发现都为研究广州宋城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明清时期，广州城再向外拓展。明洪武十三年（1380），永嘉侯朱亮祖合宋代三城为一，四周城垣往外扩展，城北拓800余丈至越秀山，还在山上城墙中建镇海楼（俗称五层楼）；城南至今一德路、泰康路、万福路；城西至今人民路、盘福路；城东至今越秀路。永乐三年（1405），于城西设“怀远驿”，供外商居住。清代，在广州城东西两边扩筑翼城，延伸至珠江畔。民国七年（1918），广州市政公所拆城墙，开马路，至今明清两代的广州城墙尚余下越秀山西起大北水塔脚、东至小北越秀公园门口长1100米的一段残垣。
　　建筑是该地区同时代经济、文化的集中反映。在广州发掘的1000多座两汉墓中，出土一批形式多样的陶屋明器，反映出当年的建筑有墙垣高耸、警卫森严的城堡与“筚门圭窦”共存。其中出现最早的为“干栏式”（上为人居，下养牲畜的高脚屋），继而有“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等，适应当地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这是中原汉式建筑与南方越式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干栏式的楼居住宅而今在我国西南地区还普遍可见。唐代的怀圣寺光塔形式独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又是广州硕果仅存的唐代高层建筑物。宋代，保留至今的著名的建筑有二，一是北宋重建的六榕寺花塔，本世纪70年代维修时发现有曾任陕西宝鸡县主簿林修等于元祐五年（1090）发起重建的塔砖铭文，可确证花塔的年代已近千年；二是光孝寺大雄宝殿，其梁架为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较多地保留了斜昂梭柱、侧脚、叉手等我国早期建筑手法和岭南特色。现存光孝寺伽蓝殿、镇海楼、岭南第一楼与五仙观后殿、琶洲塔与赤岗塔，以及番禺市的莲花塔、增城市的万寿寺等，是具有岭南特色的明代建筑。清中叶以降，受西方影响，岭南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装饰艺术趋向华丽堂皇、精雕细刻，中山七路的陈氏书院融陶塑、灰塑、石雕、砖雕、金属铸饰、套色玻璃工艺于建筑一体，可视为这时期的典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欧式的西洋建筑；30年代，更出现了中西结合的新型殿宇式建筑。前者可以一德路的石室圣心堂，后者则以市府合署为其代表作。石室圣心堂是我国最大的一座哥特式石构建筑，原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楼房。清末民初的民居也出现有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的西关大屋、竹筒屋、骑楼以及洋房别墅，这类民居而今保留不多。
　　从历史文物回溯，广州建城自秦番禺城起，2200多年的岁月里，城垣由小扩大，逐步拓展，其间多经沧桑变化，但城区中心一直未改，这是广州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
　　中国南海的海上交通贸易始于汉，盛于唐宋。唐时海上航线东起广州，西至东非；明清以来，远达欧美。据史籍记载，番禺城早已是全国商贸发达的都会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载，“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中山四路的秦造船工场遗址，有三个造船台，最宽的2号船台，宽2.8米，据钻探估计长达100米以上，这处造船工场可同时建造数艘20吨～30吨的木船，是目前发现世界上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造船遗址。东北郊龙生岗东汉墓出土一件彩画楼船模型，船上建重楼，桨、橹齐全；先烈路东汉墓出土一件陶船模型，分前、中、后三舱，有舵有锚。舵的出现在欧洲要到12世纪以后。由此可证，广州造船业早在秦汉时期已颇具规模。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原支非洲象牙、波斯银盒和焊珠金饰件；横枝岗西汉墓出土3件玻璃碗，经化验，其成分属西方钙钠玻璃系统；广州的汉墓出土内有香料的薰炉，还有药物蚀花的玛瑙珠等。这些出土的舶来品，或可说明广州的海上交通要比《汉书·地理志》说汉平南越后汉使到东南亚的年代还要早。
　　两晋南北朝，中外使者往来频繁，海外僧人接踵而至，有寺庙等文物建筑及典籍为证。最早从海路到广州传教的，当推西晋太康二年（281）天竺国（今印度）僧人迦摩罗来广州建三归、王仁两寺，传播佛教。其后，光熙元年（306）天竺国佛教名僧耆域泛海至交广，后抵洛阳；东晋隆安五年（401），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佛教名僧三藏法师昙摩耶舍来广州建王园寺（今光孝寺）传教，奉敕译经；梁普通七年（526），天竺僧达摩远渡重洋，在今下九路的西来初地登岸，开坛传教，“西来初地”之名由此而来。两晋南朝中外贸易交往盛极一时，百货汇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广州晋墓的墓砖有“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铭文，亦可证当时广州商贸发达、富饶。
　　唐宋是广州对外贸易往来的兴盛时期，不仅开通了从广州至波斯湾、大食国，再向西达东非、红海这条当时世界最长的“广州通海夷道”，而且向东还有通日本、高丽的航线，广州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当时来往于广州港口的有婆罗门、波斯、狮子国等外国商船。始建于隋代位于广州外港的南海神庙，庙内尚存唐韩愈撰文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航运中的“海事”一词，最早见于此碑。唐朝政府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总管外贸事宜的长官；随着对外商务繁荣，在城西设置“蕃坊”，作为外商居住区。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先到广州，现存的光塔、怀圣寺和清真先贤古墓，是著名的伊斯兰教圣地和对外交往的史迹。北宋期间广州仍保持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宝四年（971）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外贸管理规章开始制订。由广州最高长官潘美兼任市舶使，这是中国有海关之始。宋代各地名瓷汇聚广州出口，促进了广东各地陶瓷业的发展。广州西村窑、番禺南村沙边窑群，还有省内的潮州窑、连州窑、海康窑、佛山窑等，都是宋代的重要陶瓷产区，其中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深受海外欢迎，出口量大。近年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家都有这两窑的产品发现。北宋时广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后为泉州取代）为全国的三大港，贸易额以广州居首。外贸繁荣促进了友好往来的发展，海珠北路天庆观保存的熙宁三年（1070）《重修天庆观记》碑，记载了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客商首领地华迦啰捐银50万两重修天庆观事，宋政府封之为保顺慕化大将军。
　　明朝初年实行“海禁”政策，仅对周边国家实行“朝贡贸易”。明成祖时海禁放宽，永乐元年（1403）复置广州、泉州、宁波三市舶司，永乐三年，又在广州西关十八甫建“怀远驿”，有房舍120间安顿外商。以后“海禁”时宽时紧。嘉靖年间撤泉州、宁波两司，只留广州市舶司，广州成了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东山姚家岗发现广州提举市舶太监韦眷的墓，出土2枚孟加拉银币，1枚威尼斯银币。清初，实行海禁和闭关政策，全国仅留广州一口岸。康熙二十四年（1685）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今连云港）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漳州、宁波和云台三口岸及海关，仅保留广州口岸一关，并特许广州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在西关的珠江河北岸设立夷馆，规定为外商办理商务及居留之地。
　　综观上述的文物史迹，可知从秦汉开始，2000余年来广州在我国对外交通和贸易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
　　广州地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前沿，广州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和官府投降的斗争，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的序幕。19世纪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林则徐奉旨来广州禁烟，将收缴英、美商人的鸦片2万余箱，在虎门太平镇和广州当众焚毁。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次年，英侵略军进攻虎门、乌涌，并攻占广州城北四方炮台，四出奸淫掳掠，三元里人民和附近103乡民众数万人愤起抗英，迫使敌军退出广州。现尚存的三元里抗英誓师旧址及大角、上横档、下横档、乌涌等炮台旧址和“义勇之冢”、“湖南广东广西各标忠勇官兵之墓”、“义勇祠”、牛栏岗战场遗址、升平社学旧址以及“节马图”碑等遗迹、遗物，不仅记录了广州人民英勇抗敌的事迹，也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行径。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陷虎门，掠广州。广州人民奋起抗争，火烧十三夷馆。次年十二月英法联军占据广州，成立“三人委员会”，控制官府，清官府成了长达三年的傀儡政权。英法强租沙面、总督衙门等地，以建领事馆、洋行、教堂、仓库。广州人民掀起反进城和反租地等一系列反侵略斗争。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州孕育和酝酿。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与冯云山、洪仁玕等在家乡创立革命组织“拜上帝会”，组织群众，宣传革命。1851年1月洪秀全等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清政府将花县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的故居及洪氏宗祠、书房阁等焚毁。洪秀全故居和书房阁于1960年复原。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北京上书未被采纳后，回到广州，在今中山四路长兴里的邱氏书院开设长兴学社（后称“万木草堂”），授徒讲学，拟订《长兴学记》，并完成为变法打下理论基础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名著，培养了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一批弟子，为维新变法积聚了力量。
　　广州又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在广州策动“乙未起义”（1895），革命党人闿声、倪映典率领的庚戌新军起义（1910），辛亥“三二九”黄花岗起义（1911），这些起义虽告失败，但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吹响了前奏曲。中华民国成立（1912），革命政权很快又为反动势力所把持，广州成了“二次革命”的重要基地。1917～1923年，孙中山为捍卫民主与共和奔走呼号，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同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有关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物、旧址、遗址有庚戌新军起义烈士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和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留下不少文物旧址。1922年，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在广州成立，这是全国五大区委之一，1924年迁至文明路，旧址而今尚存。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召开，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奠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会址早已毁，但“三大”代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居住过的“春园”仍存。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在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礼堂主持召开了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又创办黄埔军校，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和农运骨干。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成立，发动省港大罢工，设罢工委员会于越秀南路的东园。这期间还有平定商团及滇军军阀刘、杨叛乱，沙基反帝游行，东征南讨统一广东等斗争。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师北伐，给反动势力以有力的打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工农兵举行广州起义，在省会公安局内建立起东方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1957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当年起义失败后烈士被杀害的地方兴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日军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十九路军将士自动奋起抗击侵略军，牺牲的烈士遗骸运返广州，在沙河顶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广州留下不少抗日史迹，如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血泪洒黄华碑、白云山马头岗新一军坟场，在从化的陆军六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陆军六十二军一五七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番禺的植地庄抗日战斗烈士纪念碑、番禺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部旧址等。解放战争的史迹主要有：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式检阅台旧址等。

　　（四）
　　本世纪20年代末，广州民间创办了“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市郊运用现代田野考古学进行过几次汉晋古墓的发掘；广州市政府筹办广州博物院；首次举办大型文物展览等。这是广州文物保护事业之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人民政府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设置了文物管理机构。1951年成立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文物普查。随后，拨出专款维修一批古建筑和革命遗址；设立田野考古工作队，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为加强广州口岸文物出口的管理，成立市文物鉴定委员会，负责鉴定监督文物出口；为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先后恢复和建立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工艺、美术等8所博物馆、纪念馆。国务院和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还分别公布了广州市第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文化大革命”之初，广州文物事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管理机构瘫痪，不少文物保护单位被侵占改作他用，社会文物惨遭浩劫。文物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破四旧”收缴的文物中，抢救回大批珍贵的文物。
　　“文革”以后，文物事业复兴。1982年恢复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市属县市也相继设立了文物管理机构。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被占用的，限期迁出，并拨专款维修复原。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开展全国文物普查的要求，广州市及所属县均成立了文物普查机构，开展文物大普查。以后，国务院先后公布在广州的第二、三、四批国家级，省政府先后公布第二、三批省级，以及市政府先后公布第二、三、四批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取得新成果，其中秦造船工场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南越王墓，是广州有史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新发现。80年代起，文物、公安、工商等部门相互配合，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活动，文物部门多次接受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文物捐献；组织文物专题展览到海外展出，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文物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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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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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大哥,好样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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